广受关注的“国航两班机因谎报炸弹而延误”一事中，警方惊讶发现，投案自首的这位16岁少年，竟已有9年精神分裂症病史……

　　孩子，没有成年人那么多生活压力的孩子们，也会精神分裂吗？

　　本月广受关注的 “国航两班机因谎报炸弹而延误”一事中，警方惊讶发现，投案自首的16岁少年，竟已有9年精神分裂症病史。这意味着，他7岁就已患病。

　　而同样曾引发广泛关注的浦东机场刺母者汪某，也其实很早就出现了精神分裂的征兆。但汪母非常后悔没有及时带儿子治疗。

　　假如，父母们能早点具备精神卫生的常识，是否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？

　　即使现在，依然有父母认为“是孩子受到刺激了，休息一段时间，疏导一下就好”。受访专家告诉记者：“在心理问题或者障碍的孩子中，真正由父母带来治疗的，仅占需要治疗的也许十分之一都不到。”

　　4天前，磨砺27年的《精神卫生法》终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，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，也同样在提醒着社会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的关注。

　　而这群体之中，也有孩子。

　　对绝大多数患病儿童来说，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导火索、一个明确的临界点，“病往往很早就开始了”

　　孩子，怎么会得精神分裂症呢？

　　对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副主任程文红，这已是不知道多少位家长提过的问题。

　　“这就是一种疾病，和正常人得高血压、癌症一样。”程文红说，它不是成人的“专属品”，同样可以发生于儿童。而且，在10岁前的发病被认为“可能是精神分裂症中更为严重的一种形式”。而青春期发病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治疗，会影响学业与人际关系发展，影响将来生活与工作。

　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，2020年以前全球儿童精神障碍将增长50%，成为最主要的5个致病、致死和致残原因。

　　多数研究者认为，起病于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精神分裂症，是具有一定遗传负荷的神经发育障碍，即病人本身发育的原因可能对疾病的发生占了更大的比重。

　　但这并不代表说精神分裂症是遗传性疾病。程文红常会被问，“孩子叔叔有这样的疾病，孩子是不是有得病的可能”，或是“家族里都没有类似的病人，为什么孩子会得”？

　　用公众更为熟知的糖尿病来解释或许更易理解：家族里有糖尿病患者的人比没有家族史的人要容易患，但并不表示一定会发病；而反过来，即便是家族里没有这样的先例，也不代表就不会患病，也有可能是基因突变或是一些外在的因素所致。

　　去年，一份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，通过比对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、其直系亲属和健康人的基因发现，有一半以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，病因源于自身基因突变，而不是遗传。

　　也有人认为，“精神分裂”好像是受了刺激、发生了变故而精神崩溃，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怎么会得？

　　患者的父母也通常希望找到一个直接的导火索，一个明确的分界点，甚至觉得，如果是某件事造成的，“就把问题想通了不就好了”？其实，对于绝大多数患病儿童来说，外在的刺激并非导致其精神分裂的罪魁祸首，很多时候仅能算是诱因。“病往往半年甚至几年前就开始了，就像癌症，但早期很难发现。”程文红解释道。

　　病因仍然未明。尽管不断有各类研究报出令人惊喜的突破，也有人提出“有很多支持性证据”的假说，但仍然没有人能真正揭开精神分裂症成因的面纱。

　　一名孩子很早就 “总听到别人说我坏话”，但半年后才被发觉。“孩子不会说，需要我们去主动发现”

　　精神分裂症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 “脑子里有两个自己”。

　　——教科书上对于“分裂”的定义，是指患者的思维、情感、意志过程及人格个性特征等方面的统一性失调或分裂，其精神活动与现实环境的分离。

　　笼统一点说，是一种精神活动与现实环境的“不协调”。

　　15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莎莎，在周记里，记录下自己的感受：“我仍然听到了声音，它们如黑云，可怕的黑云围绕着我，使我对自己失去信心……”

　　还有孩子说过，“我总是听到他们在骂我，我走到哪儿，他们就跟到哪儿……连洗澡时他们也在窗户那儿说我”。

　　医生说，这是幻觉。其实正常人也有错觉，有时好像听到了铃声，但若经周围人提醒，很快会意识到这是不存在的；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自己听到的内容坚信不疑，无论怎样用事实来验证，也不会相信。

　　妄想同样属于“核心症状”。比如见几个人在聊天，精神病人有时就会认为这几个人是在诋毁他，甚至臆想出荒诞不经的内容。此前机场刺母案的精神分裂患者汪某，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搬离学校，住高级公寓，是因为“一直觉得有人追杀，在高档公寓感觉安全一点，不会被下毒”。这些都超出合理想象的范围。

　　受害人汪母非常后悔没有及时带儿子治疗精神疾病。她说去年儿子曾告诉她“耳朵里有异响”，而早在2009年，她和丈夫已经发现儿子的行为有些异常，有次三人一起走得好好的，汪某突然没有原因地大叫一声，让她感到很奇怪。

　　相比成人，儿童妄想或幻听的范围更窄，尤其是在发病早期，年龄越小，内容越单纯。比如只局限在教室里，或者身边的几个人，有时只在涉及到这些内容时，才会表现出异常，而其他方面可能都没有问题。不少患者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名列前茅。

　　在病情较轻时，父母都难以察觉，需要医生的专业问诊。

　　程文红说起一个例子：一名孩子，其实在很早就出现了“总听到别人说我坏话”的症状，但他并没有告诉父母，而是反复表达“我怎么办呀？成绩不好了”等类似焦虑的话语。他的父母一直认为孩子“就是压力大”，看病时也只强调孩子的焦虑，而初始接触的医生也没有问出孩子“特别的症状”；直到半年后，疾病发展了，他的精神分裂症状才被发觉。

　　程文红说，相比成人患者，孩子更加需要仔细严密全面的问诊，“孩子不会说，需要我们去主动发现”。

　　“病是可以治的，很多人都治好了”。但需要既治孩子又“治”父母

　　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科诊室，程文红没有穿白大褂，“我们这里与常规身体疾病医疗不同，不穿白大褂有助于不给孩子压力。”没有一点诊室的模样，墙上贴着七彩的画，桌上放着各式玩具。

　　走廊里，父母带着孩子们等候着，他们有的安静地坐着，有的会跑来跑去。一位15岁左右的男孩呆滞地低着头，嘴巴里不停地说着大家都听不懂的话，有时会旁若无人地大笑。他的母亲踮着脚，在排列“专家简介”的墙上，搜寻她想找的医生。旁边的姐姐则在安抚男孩：“今天累了吧，要不要喝水？”

　　“这病是可以治的，很多人都治好了。”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副主任医师焦公凯说。

　　“我们这儿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，还考上了公务员呢。现在还自己开车！”焦公凯口中的“孩子”虽已成年，但每年仍和父母到这里复诊一次，看看药物是否需要调整，“这个孩子被治好，归功于他的父母，特别配合治疗，遵医嘱，对孩子也有信心。”

　　让病人吃药，是件难事。“医生，能不能别给我家孩子吃药？就多跟他谈谈，用心理治疗行吗？”每每听到这样的问题，焦公凯总是很无奈。有时候，说服家长比说服孩子还难。

　　“精神症状要吃药的，光靠心理辅导肯定不行。”这是几位精神科医生共同的感触。药物治疗、心理治疗、家庭治疗，需要环环相扣。不仅仅是精神分裂症，很多精神疾病都需要综合治疗。

　　而家长主要担心的是药物副作用。“现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新型抗精神分裂症药物，都是经过严格的动物、人体试验，再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后，证明安全、有效才能被政府批准应用于临床。大量的临床研究证明毒副作用都不大，对大脑及全身各个脏器不会造成实质性的损伤。”焦公凯说。

　　她看到很多反复来看的孩子，都会很心疼，很可惜。本来通过住院期间的治疗、调药，孩子已经好转很多，回去后只要按照医嘱继续服药即可。但是往往，一回去，家长认为药总是有副作用的，既然好了，就不用吃了，要么就总想着减量。结果功亏一篑，孩子的病情再次发作，送进医院。

　　“多次反复的发作，反而会加重病情，让治疗难上加难。”焦公凯说。

　　因此，儿童精神科医生治病的最大特点是，既治孩子，又“治疗”父母。

　　焦公凯办公室的墙上，贴着一张儿童行为情绪问题心理干预的家长系列讲座课程表，比如“情绪管理——如何认识、调节您和孩子的情绪”，“如何为您的孩子选择恰当的治疗”……

　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同样有和家长互动的课程。一位患儿家长在参与后写道：

　　“每一位患儿的家长都会经历一个痛苦的历程。从不明白到慢慢了解，从最初的迷茫到逐渐建立信心，从绝望到看到曙光……治疗最初的半年起效不明显，但是从参加了家长课程之后，慢慢了解了疾病的原因和发展，了解了孩子的心情，知道作为家长在治疗期间应该做些什么……”

　　“孩子的心理世界是在发育的，受环境影响”，潜在患病风险来自学业压力、关爱缺失等

　　杜亚松一直记得在外滩跳江的一名孩子。

　　作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，他聊过的孩子不计其数。

　　这名跳江的孩子是安徽省的高中生，原本成绩很好，但觉得学习压力很大，而父母又不能体会到他的压力。于是某天他就骑着自行车从合肥离家出走，辗转几个城市，半个月后骑到上海。在外滩游览时，他突然跳江，被救起后送到杜亚松这里治疗。

　　和他交流后，杜亚松认为孩子并没有患精神疾病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压力，“孩子的心理世界也是在发育的，会受环境影响”。

　　2002年印发的《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（2002-2010年）》估计，中国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的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约3000万。而真正患病并来诊治的孩子其实只是冰山一角，大部分“正常”孩子所遭受的情绪障碍、压力实际是难以预估的，具体有多少孩子可能存在潜在的患病风险，尚为未知数。

　　“在心理问题或者障碍的孩子中，真正由父母带来治疗的孩子，仅占需要治疗的孩子也许十分之一都不到。”程文红说。

　　张婷（化名）是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的校医。据她说，这所中学被诊断有精神疾病并休学的学生并不多，一年约有两三名，但学生心理上的压力却是她明显能感受到的。这其中，大部分来自于成绩，“学业上的竞争在这里太明显了”。

　　此外，还有小部分留守儿童、离异家庭的孩子等，有时他们需要的仅仅是关爱和陪伴。

　　杜亚松对一件早在1997年发生的事，印象特别深刻——

　　一名13岁女孩，父母离异后跟着父亲生活，一直被打骂。在某一次的打骂之后，她离开了家。地铁站里，她看见一名5岁男孩很可爱，就趁其母亲不注意，把男孩带走了。在“劫持”男孩的一天多内，她带着他玩，饿了给他买吃的；她没钱了，还想找男孩的父母勒索钱财，最后两人在建筑工地被发现报警。

　　“我没有想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小男孩挺可爱的。而且我给他买吃的，他爸妈不得给我点钱吗？”女孩的想法很简单。

　　女孩后来被送到杜亚松这里进行心理测评。家庭干预是他给出的诊断，“女孩潜在的危险性很大。这是家人的失责”。

　　辛悦（化名）在一所职业学校当心理教师，学生年龄大都在15岁至20岁之间，她接触过不少离异家庭的孩子。典型的想法就是“连父母都不管我了，我还能依靠谁”以及 “世界上没有真正值得相信的人”等等。

　　全国有4亿儿童，却只有200位儿童精神科大夫。如果家庭、社区能及时心理干预，那“很多孩子都不用住院”

　　不同时间、不同医院，与几位医生的约见，氛围却是惊人一致——得习惯他们边回答问题，边抓紧分秒处理可以“一心两用”的工作……

　　据统计，我国目前仅有约2万名注册的精神疾病类医师，每百万人口只有约15名精神疾病类医师提供服务。此外，我国平均每万人的精神科床位数是1.58张，而全球平均水平是每万人4.36张。专门从事儿科的则更少。杜亚松说：“全国有4亿儿童，却只有200位儿童精神科大夫。”

　　程文红回忆，1993年，她从医院的成人精神科转入儿童精神科时，医生是5名，现在虽然增加到15名，仍然供不应求。

　　“我们每年要看20万的孩子。”杜亚松说。

　　“社会的需求量很大，我现在尽量地用 ‘短平快’，就这样还是来不及。”程文红所谓的“短平快”，就是在短时间用各种技术快速解决问题。

　　她发现，大多数时间她是在向家长解释一些教育问题。虽然也是和孩子疾病相关，但完全可以通过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解决。比如，分别针对家长制作一些读本和宣传册，让他们能通俗易懂地知道什么年级孩子的心理情况是什么样，在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应该注意什么。

　　她还希望组织社区能常规开展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关怀，“哪怕能有人来兼任，先从意识开始”，“还可以探索，哪一类的精神疾病先从学校开始进行防御，哪一类的先从社区开始……搭建一个雏形。”

　　但这只是她最近正在努力争取的项目，她希望这些设想能早日实现。

　　焦公凯也觉得“有太多努力可以做”。她赴美国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进修时，看到学者、医生和曾经的患者共同商议如何帮助自闭症患儿上大学时，被深深感动。

　　杜亚松在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期间，也有件事给了他挺大触动：在澳大利亚，除了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，除了有精神疾病专科医院，社区还有精神卫生服务中心，而且电话知晓率很高，常能接到居民来电。某天，他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心交流，接到一名18岁男孩的电话，说他在高速公路上，因为和妈妈吵架了，赌气出走。

　　这还得了？跑到高速公路上？杜亚松赶紧和社区中心的医生驱车前往。到那边一看，警察都出动了。

　　但与孩子一聊，幼稚展露无疑。他失落地向医生和警察解释了和母亲吵架的过程，末了提出：“我要吃肯德基！”

　　令杜亚松略觉好笑的是，澳洲医生、他和孩子3人还真就驱车去吃了肯德基。在和孩子聊天的过程中，孩子情绪逐渐平复，而他们也没有发现孩子有其它精神症状。

　　“我想回家了……”男孩说。于是医生把孩子送回了家。

　　杜亚松说，虽然孩子只是情绪问题，但跑到高速公路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，而社区中心的作用就是及时干预，“尊重他，帮助他，解决他的问题”。

　　他很认同这种发展社区心理干预的模式，“如果多一些社区精神卫生中心，很多孩子都不用住院”。

　　磨砺27年的《精神卫生法》，终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。这部承载着厚重期待的法律，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。更让人欣喜的是，法律也对未成年人的精神卫生予以关注，并作出了细致规定：比如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应当配备或者聘请心理健康教育教师、辅导人员；学校和教师应当与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、近亲属沟通学生心理健康情况；师范院校应当为学生开设精神卫生课程——这就意味着，新生代的教师将更多具备精神卫生的意识……

　　这篇大文章，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