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标题：中国“小皇帝”性格堪虞？不见得

2013年元旦，上海18岁孩子代表们齐聚东方绿舟，宣誓成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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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彭德倩 通讯员 童轩

    独生子女人群在行为模式、性格养成上有何特点？该问题近日成为学界关注焦点。1个多月前，澳大利亚学者在《科学》电子版上发表论文，将其描述为“不信任人、不可靠、不敢冒险、不愿竞争、悲观和不审慎认真的个体”。对此，中国学者作出了回应——几天前出版的最新一期 《科学》杂志上刊发同济大学学者赵旭东、美国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合作完成的评论文章 《中国“小皇帝”显现的成功信号》，为独生子女正名

    《科学》杂志就同一主题分别刊发论文与评论文章并不鲜见，其中大部分观点针锋相对，体现学术期刊的多元视野。这篇评论文章因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卡梅隆等的论文《小皇帝：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行为的影响》而作。此前，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将北京地区421个受试者分为1978年前3年出生的一组和1978年后3年出生的另一组，用经济行为学、心理学的方法进行测试。研究报告强调，这一结果仅代表北京的情况，可能中国其他地区也是如此，但“不一定”能说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独生子女的行为特点。

    “对这篇论文的观点我部分认同。确实，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，独生子女有时会表现出不喜欢冒险等行为，但若以偏概全、或对这一群体特点绝对化，显然有失偏颇。”赵旭东认为，一方面，澳大利亚研究人员的对比分析中，显著性水平的指标没有达到统计学上可以认定“存在差异”的范围；更重要的是，文中将某一地区400多人的研究结论加以可能性的泛化，甚至仅凭这一研究就将其与政策相关联，这也有违科学上对某一事物作出定论时所需的谨慎原则。赵旭东等在评论文章中提醒读者，不能仅仅依据这个经济学实验和个性调查就匆忙得出结论。

    研究显示独生子女更合群

    赵旭东所在的课题组指出，最近几十年来，我国学者一直对独生子女进行纵向的追踪研究和横断面研究，在发现独生子女存在心理健康方面问题的同时，同样发现了独生子女的诸多优点。例如，南京脑科医院曾对1980年前后出生的第一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的受试者进行15年随访发现，独生子女在儿童期存在较多的行为问题和较强的依赖性，但行为问题到少年期后便消失了，而依赖性指标上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异却反转了，也就是说，独生子女独立性反而较高。2000年另一项对社区人口的研究，则得出了与前述实验研究不同的结果，发现独生子女“亲社会”的行为多于非独生子女，独生子女有较好的合群性。

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教育心理学领域，199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，独生子女中学生的言语能力、数学能力等同于或优于非独生子女，而且在校园适应方面表现更佳，焦虑水平更低，但同时显示考试和学习的方法较差。2011年，赵旭东教授的博士生姚玉红在其研究中发现，在“90后”的在校大学生中，独生子女的校园适应好于非独生子女，与同伴、老师和家庭的关系也较好。2010年，他们对上海373个已婚独生子女家庭和470个已婚非独生子女家庭间的人际关系、婚姻调适、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等进行了横断面调查，结果提示已婚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满意度、代际融合度均高于已婚非独生子女家庭，婚姻调适方面没有差异。也就是说，处于“4—2—1”家庭结构中间夹层的“双独夫妻”，并不像大家惯常认为的那样，存在更多的婚姻问题。

    判断不能基于直线式思维

    赵旭东认为，这些科学证据提示，中国的社会、家庭以及独生子女自己，对独生子女将会出现什么偏差和毛病，普遍怀有警惕和忧虑，因而对此做出了大量代偿性、发展性的努力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家担心的“副作用”，甚至还使得独生子女心理发展中的一些积极因素、心理潜能、弹性能够发挥，让他们“意外地”强健。在他看来，这些数据说明，科学家在判断因果关系时，尤其是在观察人的心理现象、人际系统，如复杂的家庭模式、亲子关系时，不能简单地用直线式的因果思维，而是要用系统思维强调的“循环因果”观点来看待各种互动影响，否则容易产生以偏概全的结论。

    有趣的是，评论文章投稿时，最初的题目也比较“情绪化”——《“小皇帝们”如此没有指望吗？》，后经《科学》杂志编辑部建议改为更为平和的《中国“小皇帝”显现的成功信号》。对此，赵旭东笑言：“这个改动也确实符合我们的初衷。研究和评论，并不在于片面体现独生子女有多么好，但希望基于科学客观的立场，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群体。”